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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自世界新聞報

《安妮日記》剛剛入選《世界記憶名錄》,與貝多芬的手稿齊名


7
30,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宣佈了一個令人欣慰甚至震撼的消息:二戰期間躲避納粹搜捕時一個猶太少女寫下的日記——《安妮日記》,以及泰國皇室檔案等35份珍貴的文獻資料被正式收入《世界記憶名錄》。無獨有偶,前不久中國也剛剛出版了《安妮日記》的最新全譯本。這樣一本記錄著真實的歷史記憶、具有不可替代性的文獻,入選《世界記憶名錄》是名副其實的。


與貝多芬、蕭邦、舒伯特比肩的少女


大多數人對
世界遺產的瞭解往往僅限於長城、故宮、金字塔等人類罕見、無法替代的文化和自然景觀,卻很少關注於1992年啟動的世界記憶工程下的《世界記憶名錄》。它旨在搶救和保護正逐漸老化、損毀及消失的人類記錄,關注的是文獻遺產,包括手稿、圖書館和檔案館保存的任何介質的珍貴檔以及口述歷史的記錄等。像中國已有五項文獻遺產入選《世界記憶名錄》,分別是:傳統音樂錄音檔案、清朝內閣秘本檔、清代大金榜、納西東巴古籍文獻和清代樣式雷建築圖檔。它們和埃及蘇伊士運河的相關文獻,貝多芬、蕭邦、舒伯特的音樂曲譜原稿,歌德、易普生的著作原稿及俄帝國時代的地圖等世界記憶遺產齊名。


與這些大規模的文獻比肩,《安妮日記》這樣一本薄薄的少女日記似乎顯得分量不足。但恰恰是這樣一本書卻因著其強烈的個人化寫作和真實性,卻成為發行量最大、影響力最大的
二戰文學作品。這樣的寫作及其出乎意料的影響力實在是一個世界奇跡,尤其在大戰結束一個甲子之後,直接和間接描述二戰的文學作品汗牛充棟,歷經沉澱和淘汰後,一個受難女孩寫下的《安妮日記》依然閃爍著獨特的光輝,這就更加彌足珍貴。


與她相比,許多兒童文學作家應該下課


2002
年,當《魔戒》和《哈利‧波特》以幻想神話衝力,勢不可擋地打遍兒童文學界無敵手時,國際兒童文學最高獎安徒生獎卻出乎意料地授予英國寫實作家兼兒童文學理論家艾頓·錢伯斯。在頒獎會上,其獲獎感言出人意料,居然主要是談《安妮日記》。


錢伯斯開門見山地發問:
當我以兒童的代言人身份寫作小說時,我到底以為自己在幹什麼?你們今天把這個寶貴的獎頒發給我,你們是在獎勵什麼?他認為這兩個問題是所有兒童文學作家從事創作的實質性問題。而這兩個問題在《安妮日記》裏都能找到答案,那就是:我們都該像13歲的安妮那樣去寫作,她的作品是少年兒童寫出的最偉大的作品。他還說:對任何以兒童代言人身份寫作的成年作家來說,《安妮日記》都是一個估價我們作品的標準。既然成年人以兒童代言人身份創作出的產物叫兒童文學,安妮的日記寫作就成了這種文學的試金石。可想而知,在這樣的試金石面前,多少兒童文學作品和兒童文學作家是應該下課,應該慚愧的。


錢伯斯進一步指出,安妮在日記寫作中表現出了
天生的講故事衝動。其中一段話觸及到的不僅是兒童小說的創作實質,也是所有文學創作的根本。安妮的話是這樣說的:我性格裏有個特點,誰認識我一段時間後都會為這個感到震驚,那就是我明白我自個兒。我簡直就像一個外人那樣監督我自己和我的行為。我可以完全沒有偏見地看待日常生活裏的安妮……我越來越感到爸爸的話有多麼對,他說:所有的孩子必須對自己的成長負責。父母只能給他們提好的建議,把他們擺放在正確的道路上,可他們性格成什麼樣兒那得全靠他們自己。’”她寫下這段日記時剛剛15歲零一個月(1944715,星期六)


錢伯斯稱
安妮是個了不起的現實主義者她用不著發明什麼奇怪的幻想來娛樂自己。她不讓感傷破壞她對生活的看法。這一點對文學創作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作家不以一己的處境和遭遇來衡量世界和生活,在創作中保持超然,隨時保持住小說天平的平衡,這個問題則被大作家勞倫斯提高到小說的道德的高度上進行過理論。在勞倫斯看來,世間很多名著由於失去了超然,小說的天平傾斜了,因此是不道德的小說,這些小說名著甚至包括了《尤利西斯》,《追憶逝水年華》,《包法利夫人》,《復活》等等。


同樣,描寫或記述二戰的很多作品,是否因為或多或少的國家利益、集團利益和黨派視角的局限而在
客觀二字上有所衰減呢?如《拯救雷恩大兵》這樣的大片,我們被感動和被催淚之後,會不會有人隱約感到這是一部有失平衡的好萊塢作品呢?


比成人更殘酷的客觀與真實


而安妮對己對人對事的客觀態度甚至到了殘酷的地步:一本記錄躲避納粹搜捕的猶太小姑娘的日記,如果由一個滿懷感傷的成年人來寫,或許滿本都是辛酸、恐怖、悲傷和憤怒,我們對它的預期應該是
揭發控訴,或撼人心旌,或催人淚下。但安妮的日記裏沒有這些元素,它只是一本尊重現實的少女日記,記的是幾家猶太人隱蔽在一棟小樓的密室裏的日常生活。


雖然總體的氛圍是納粹搜捕下的恐懼,但在那個隱秘處得以苟且偷生時,小樓裏仍然有日常生活中人與人的性格衝突,生活方式的衝突,人際關係的猜忌,母女間的衝突,少女的情竇初開,對情與性的探索等等。記錄者安妮看人的眼光是客觀的,也是尖銳的,簡潔的人物描述有時是刻薄的,它讓讀者感受到的是生活的真實。對這些滅頂之災下的普通猶太人,一個小女孩作了最冷靜的描述:他們不是上帝的選民,也不是可憐蟲,而是和其他民族一樣的人,有自己的過人之處,也有自己的人性弱點。


當小夥伴驕傲地說猶太人是上帝的選民時,小小的安妮居然冷靜地說,但願不是被選來做壞事的。當大家在為英國人為何遲遲不登陸來拯救納粹鐵蹄下的歐洲弱小民族時,安妮冷靜地說:誰也不會為別人白白犧牲自己人的,英國人在考慮最好的時機,減少自己的犧牲。


當安妮的父母和同樓的成年人在為盟軍何時登陸來解放歐洲打賭時,當大人們忙於糊口生存時,當他們對孩子們的感情毫無察覺時,孩子們在戀愛,在體驗比成人更難耐的孤寂,於是有了安妮這本日記。她是準備把這本日記當作素材,等歐洲解放後寫成書當作家的。這樣一個早熟的少女,一個寫作天才最終不幸還是落入了納粹的魔爪,在集中營裏病死。她的日記直到今天仍然在出版。我想其魅力應該是來自安妮天生的這種作家的文學品質。《安妮日記》是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正如錢伯斯所說,通過文學寫作,
我們或許能最高限度地達到無私的自我認知,無畏地、清醒地認識生命,最終富有想像地理解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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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年前,我譯《安妮日記》


高年生


《安妮日記》的中譯本走過了一段曲折的道路。
1959年,《世界文學》第五期發表了我翻譯的日記的一部分。我收到不少讀者來信,要求把日記全部譯出。為了不辜負讀者的殷切期望,我用業餘時間把《安妮日記》全部譯成中文,並交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1961年,出版社已將譯稿審讀完畢,準備發排。但沒有想到,當時刮起一股左傾的颱風,使這部書稿半途而廢。十年浩劫後,這部書稿由於種種原因仍然被埋在書箱裏。


1982
年我去當時的聯邦德國訪問,有機會去荷蘭,終於實現了參觀安妮·弗蘭克紀念館的夙願。著名漢學家馬漢茂教授勸我再次努力使《安妮日記》在華出版。我當時還有些猶豫不決,因為其真實性一直有人懷疑。198311月,我在一次國際會議上向荷蘭女翻譯家英格博·萊塞納請教其真偽。她說,《安妮日記》由奧托·弗蘭克(安妮之父)重抄並刪節了一部分,因為涉及到目前仍然活著的親友,但《安妮日記》絕非偽造。我終於放下心來。


1989
年,外國文學出版社以《少女日記》為書名出版了我翻譯的這本日記。1991年夏,我再次去阿姆斯特丹,紀念館負責人把1988年由Fischer出版社出版的德文新版本連同相關資料送給我。安妮第一次寫成而未經整理的日記稱為A版,第二次所寫並經過整理的日記稱為B版。奧托·弗蘭克從AB版中選材,編成篇幅較短的一種版本,後來稱為C版,全世界讀者歷來讀到的《安妮·弗蘭克日記》(包括中文版《少女日記》)就是這個版本。新版本不僅包括AB C三個版本,補齊了被奧托·弗蘭克刪去的部分,而且還收入了大量相關的資料。這次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安妮日記》最新全譯本(2009),我依據的是Fischer出版社2004年的第七版,這一版內容又有新的補充。


【轉載自
世界新聞報20090810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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