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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文化軟權力的極限
-關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世界遺產地

 

譯自《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文化軟權力的極限
The limits of soft cultural power 

 捍衛珍貴而易遭破壞的地域,可說是聯合國相關機構所推動的最佳事務之一,然而在極力擴展之後,卻也可能面臨搖搖欲墜的險境。

任何人只要夢想成為一個以比較喜樂的方式縱橫全世界的專家-尤其是倘佯在地球上最美麗且最脆弱的特殊地域範圍的人,一定會樂於細細品讀由世界遺產委員會所發出多達250頁左右的文件,當中囊括了最近的宣告決議事項。

以優雅的姿態迅速評點各處遺產地,從安地斯山的山谷到歐洲高牆圍繞的城市,從雲霧繚繞的中國高山(如峨眉山-樂山大佛,見上圖)到無法無天的非洲野生動物公園,世界遺產委員會這份文件的內容,包括了對於政治人物、遺產地管理者、動物保護主義者甚至各地市長的些許叱責、警告與讚許。其中有些遺產地因為遵從這個聯合國文化機構的勸告,因此獲得嘉勉;另一些遺產地則被隱隱暗示,若還不能採行適當的照管措施,終將付出某些代價。

今年最戲劇化的行動,莫過於通過一項極少見的決議,剝奪了德勒斯登與周邊易北河谷的「世界遺產」名號。「世界遺產」被公認為是某一處位址,基於環境及生態重要性乃至同時包括兩者在內所締造的價值,而具有屬於人類共有的普遍性財富。

這座德國都市,在二次大戰大規模的轟炸之後,仍不放棄努力地重建自己的巴洛克風華,卻因為將要興建供汽車通行的大橋,威脅到天際線的完整而慘遭懲罰。(全球僅有另一處被除名的遺產地,是阿曼的大羚羊保護區,阿曼政府事實上是出於自我需要而放棄「世界遺產」的地位。)同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接受了13處新遺產地,包括吉爾吉斯一處神聖的山峰和布吉納法索一處要塞地,讓總數達到890處的遺產地都納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監控範圍中。

是什麼讓這項由各國政府自由簽訂的協議以及整套程序得到各國的容忍(而且實際上可稱為「尊重」),並且讓締約國同意建立世界遺產委員會,來充分行使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道德權力。就理論上言,至少世界遺產中心並非永久性的幕僚單位(僅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一個極小的科層單位),卻擁有跨越整個地球賜予榮耀的支配權。這是因為已經有186個國家批准參加《世界遺產公約》,並通過簽署行為,同意了某些地域確實太珍貴,不能聽任某一個政府單獨擺佈的主張。

信服的力量

這套體系運行的有多成功?佛朗西斯科‧班達林(Francesco Bandarin)是世界遺產中心的義大利籍主任,他指出一長串的成功故事-都是世界遺產中心努力在各國國內爭辯不休的議題中,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擁有參與發言地位,並且對於保護工作的擁護發生積極有效影響的案例。

這位對於古老城鎮情有獨鍾的建築師散發光彩,班達林先生細細回憶他與時任倫敦市長的肯‧李文斯頓(Ken Livingstone)的交手經過,對方喜愛讓倫敦塔與西敏宮籠罩在摩天大樓長影中的構想,這兩處皆是世界遺產地。「他想要在倫敦城裡建造出一個上海來。」這位義大利人如此形容那位特立獨行的社會主義市長。那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應該要保護的又是什麼呢?他認為:並不是磚石,而是人類的價值所在。每個城市發展的方式,不僅應迎合現在的需求,同時也應當尊重並融入過去的歷史。

對於那些國內議論總是蓬勃不休的國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操作名譽與羞恥等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好。像愛爾蘭,就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強力要求下,支持一處修道院島嶼-史凱利德‧麥克島(Skellig Michael,詳見另文介紹)的管理事務。都柏林當局的權威者們現在正急著要準備更多遺產地供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可,還要提升他們在這個組織印象中迄今為止仍嫌虛弱的面貌。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軟權力,對於那些極權國家(包括前蘇聯的共和國,如亞塞拜然)也能產生作用。亞塞拜然各項國內議題的討論向來寂靜無聲,但顯然不能接受國際不名譽的事件發生在自己身上。

然而如果一個國家當地的治理很難完善存在,那麼這整套程序也就蕩然無存。最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失望的事件之一,據班達林先生說,乃是在剛果的加蘭巴國家公園中保護稀有的白犀牛工作上,他們與其他幾個機構共同合作的努力,竟然完全無法發揮效用。為了達成這項任務,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共事的伙伴機構甚至付現鈔給公園巡衛者,讓他們從肯亞飛進園區。但是防護體系終究還是以失敗告終。

某些地方旅遊業與其它經濟活動的失控擴展,同樣也會蹂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重要原則-也就是尋求保存遺產地與其周邊地區的完整性。在中國,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背書認可的稱譽,迅速轉化成經濟收益,而且都是些企圖滿足旅客活動的奇特方式。

舉例來說,在峨眉山-樂山大佛,遊客現在能見到的,不單單是舉世聞名的大佛像,還有一系列模仿自其它中國佛教聖地的人工洞窟,附近還有一尊嶄新完工的濕婆塑像,那可是與佛教完全無關的印度神祉。「你要很靠近地去凝視說明牌,那樣才能看清楚在你面前的到底是漢朝還是21世紀的東西。」一位近日才去過的遊客說出心中的話。

雖然無法立即除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還是能將遺產地放進一份「瀕危清單」之中,有時這個步驟是與某國家政府間互相合作的結果(如今年的哥倫比亞洛斯卡蒂歐司國家公園,因為深受森林消退的威脅而同意列入瀕危。有時列入瀕危則比較像是一種告誡某國政府的方法。譬如,今年喬治亞也被告知,之所以被列入瀕危,是因為他們未能對姆茨赫塔的古代傳道中心採取適當的照管措施。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喜歡誇耀僅僅是除名的建議,就能造成令人心神緊繃的效果。在這個機構的壓力下,希臘政府當局被勸阻,不要在世界遺產地德爾斐遺址附近興建製鋁工廠,另外埃及也因此將靠近基薩金字塔的公路建造計畫予以延期。

然而,當世界遺產地的總數已接近900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現行的讚許與叱責措施是否會漸漸消減其功用?令人困惑的是,德勒斯登是唯一一個違反其意志而遭除名的地方,但還有半打左右的城市,依然決定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忿怒視而不見,我行我素地繼續執行發展計畫,這樣的結果,也就讓這個機構看起來既愚蠢又無能為力。

在最低限度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於保有其道德權威的最佳寄望,顯然是仰仗與獨立機構和個人捐贈者之間,越來越深化的合作關係。班達林先生說,該機構很樂意和非政府組織及私有基金聯合起來投入努力。在此議題上,唯一不受歡迎的倡議,乃是由設立在瑞士的基金會所發起的一項競賽,利用電腦投票進行「世界新七大奇觀」遴選活動。這項活動看來是藉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相關工作而從中得利,但卻對於保護工作的推展裨益甚少。

尷尬的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最緊密的合作伙伴之一-設立在日內瓦的自然保育聯盟(IUCN),今年也發表了一篇報告,指出聯合國這個機構對於宣告某些遺產地瀕臨危難的決定過度猶豫不決,同時也對會員國的感受過於敏銳。更直接坦率的意見來自傑夫‧摩根(Jeff Morgan)-設立於美國加州的環球遺產基金會(Global Heritage Fund)主任,他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展示出來的全世界圖像實在過份樂觀,常不時暗示著僅有很少數的重要遺產地面臨危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主張極為崇高,但他們在喚起對於進行中的破壞活動加以警覺的努力卻太少。」摩根先生道:「事實是在發展中的世界裡,僅有少數的遺產地是遵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規矩辦事。」

他也認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與私營企業的合作上太過謹慎,儘管聯合國這個機構與愛斯皮迪亞(Expedia)這家線上旅遊公司有適切的合作夥伴關係。但畢竟像高舉著更狹隘課題的遊說團體-例如動物保護或建築物保存等-都能從團體的資助者身上募集數億以上的資金。因之,除非能放下顧忌,並且改變作風,否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拯救全世界的襲產工作上,將可能面臨失敗的結局。

【譯自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Sep 10th 2009

 原文請連結http://www.economist.com/world/international/displaystory.cfm?story_id=14428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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